白先勇的老台北,舒国治的老台北,如流水逝去的老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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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的老台北,舒国治的老台北,如流水逝去的老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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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如何成为现在的台北?

台北人生活或居住其间,可能早已习惯现代台北的城市景观,而逐渐淡忘老台北的往日风华。想要认识过去的老台北,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以及舒国治的散文集《水城台北》,这两部书以老台北为时代背景或主题,刚好提供有意思的线索,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

关于这两部书,先来看看下表的简单比较:

书名《台北人》《水城台北》作者姓名白先勇舒国治作者与中国大陆的关係生于广西原籍浙江作者出生年1937年1952年本书时代背景1950-60年代1950-90年代本书核心主题在台北的外省人台北从水城变为陆城

可以发现,这两部书有某种的共通性与延续性,这两位作家分别写出从大陆初来台北的第一代,以及在台北成长的第二代,两代外省人的老台北记忆,串连起战后台北半个世纪的城市发展故事。

这两位作家所写的老台北,灵感来自于他们在台北的成长与生活经验。白先勇是名将白崇禧之子,他接受广东《南都周刊》(2012年第二十三期)访问时表示:

我家住在台北松江路127号。1950年代的松江路,还是台北市的边陲地带,路中央是碎石子,只有两旁铺有柏油,那一带都是一排排木造屋,好像是临时盖起来的公务员宿舍。

舒国治在《水城台北》〈我的信义路〉说:

安东街以东的信义路,是为信义路四段,是我生长的地段。

值得一提的是,白先勇〈一把青〉笔下的朱青,恰好也住在信义路四段,是「一个空军眷属区」。两位作家都住在原来的台北城(日治时期早已拆除城墙)东门外,战后开始逐步都市化的区域。

《台北人》提到的台北地名与地点,几乎都是真实存在的,举例来说,〈一把青〉讲空军女眷的故事,其中一段:

有一年新年,空军新生社举行游艺晚会。

空军新生社,原址在八德路一段,现在「光华数位新天地」旁边的空地。1950至70年代,是以空军官兵和家眷为对象,提供餐饮、住宿等服务的场所,还会举办舞会,直到1980年代,才被仁爱路三段的「空军官兵活动中心」取代。

此外,金山南路二段的「银翼餐厅」,是台北人熟悉的老字号餐厅,前身便是空军新生社饮食部,现为民营。

Photo from Flickr CC by 小明 黄

「城内」与西门町是台北较早发展的区域,在《台北人》多次出现。〈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是男同志的故事,主要场景在新公园,也就是今日的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

那天晚上,他从公园出来,走过西门町,在中华商场的走廊上,恰好撞见教主,他在追缠着一个男学生。

文中描述的公园,便是新公园,而老台北人透过这段文字,应该能想像从新公园到中华商场的空间距离与沿路景象。

中华商场位于中华路一段,八栋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命名的三层楼建筑,是1960至80年代台北人的集体记忆。虽然中华商场早已拆除,但现在我们到中华路一段附近,仍能找到这些中华商场老店家,包括:小吃餐馆「点心世界」、军用品店「飞飞」、电子材料行「德昌富鸿」、「佳佳唱片」以及礼品证章公司「李大吉」等。

另外,〈永远的尹雪艳〉描写交际花尹雪艳活跃于西门町一带:

尹雪艳在台北的鸿翔绸缎庄打得出七五折,在小花园裏挑得出最登样的绣花鞋儿,红楼的绍兴戏码,尹雪艳最在行,吴燕丽唱《孟丽君》的时候,尹雪艳可以拿得到免费的前座戏票,论起西门町的京沪小吃,尹雪艳又是无一不精了。

这段文字有丰富的老台北资讯,包括:在博爱路的「鸿翔绸缎呢绒公司」、在峨眉街的「小花园绣花鞋店」,都是着名老店。

而成都路的「西门红楼」,先后出现三次荣景,最初源于日治时代的新起街市场,吸引许多日本人前来消费,热闹一时,战后出现京剧、说书、相声等表演,成为外省移民的心灵慰藉,也曾经播放二轮电影,受到青年学子欢迎,现在则是年轻人与观光客聚集的文创园地,怀旧感与潮流感并存。可见西门町跟尹雪艳一样总也不老,具有跨时代的迷人魅力。

透过舒国治《水城台北》,我们看到老台北的另一种面貌。这部书收录十余篇关于老台北的文章,让读者感受时代变迁造成城市景观的改变,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我认为是与该书同名的〈水城台北〉,因为他揭示台北一个重要的地理特徵变化:过去是半城半乡的水城,现在是大楼林立的陆城:

四十年来台北最大的改变,我以为可得一句话:由水城变成陆城。那时的台北,是水渠密布、水田处处的台北。每个台北人都受到水的笼罩。妇女浣衣,在随处可见的小溪小河边。人们行路,常沿着河或沟,并随时準备过桥;甚至推开家门就见一块天天踏跨的桥板。

图片来源:倾程之美

由于「水渠密布」、「随处可见的小溪小河」,有小河就有小桥,于是「过桥」成为当时台北人日常生活的常见经验。水城意象除了小河,还有水沟;而白先勇《台北人》透露出一些水城景象的线索,值得我们注意,且看〈花桥荣记〉这段描述:

去年八月裏颳颱风,长春路一带淹大水,我们店裏的桌椅都漂走了。水退的时候,长春路那条大水沟冒出一窝窝的死鸡死猫来,有的烂得生了蛆,太阳一晒,一条街臭烘烘。

水城除了像「长春路那条大水沟」,还有路边常见的阴沟,舒国治在〈水城台北〉说:

有一个字眼,「阴沟」,在我们幼时,可说朝夕与共,今日的孩子大概几年也不易在嘴裏说上一次。我们做孩子时……夜裏路黑,常常一脚就踩进阴沟裏。你一边嘴裏骂,一边赶忙找一处近溪洗脚,而同伴一边笑翻了天。

白先勇《台北人》也出现阴沟,就在〈冬夜〉描写贾教授境况不佳的遭遇时:

那晚他还去兼夜课,到了学校门口,一跤滑在阴沟裏,便完了──

对于居住于陆城的年轻一代台北人来说,走过小桥、踏进阴沟……这些旧日的生活经验已经显得遥远。随着台北的都市化,人口越来越多,舒国治在〈水城台北〉认为:

公寓时代之来临,是水城变陆城很重要的因素。

他把这种标準化的公寓室内格局,譬如几房几厅、几套卫浴,每户人家客厅都有一架电视机,对面是一组沙发等,称为「现代化台湾的『宗法』居住规制」,相当有趣,因为直到现在,我们对住家空间的想像,依然不脱这样的框架。

白先勇《台北人》也有公寓时代的线索,〈思旧赋〉对于南京东路一百二十巷中李宅老屋的形容,反映出旧式木造平房与新式水泥公寓的对比:

李宅是整条巷子中唯一的旧屋,前后左右都起了新式的灰色公寓水泥高楼,把李宅这幢木板平房团团夹在当中。

相较于木板平房,水泥公寓是高楼,但随着电梯大厦的出现,又把公寓比下去了,舒国治在〈水城台北〉说:

七十年代初,七楼式的电梯大厦开始风行。随即十一楼的、十五楼的,以及愈来愈高的,终至将台北市由水平的都市整个变成垂直的都市。

于是今日所见,人口稠密、高楼大厦的陆城台北,于焉出现,而白先勇与舒国治笔下的老台北,终究如流水般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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